从正史角度分析范彊与张达刺杀张飞的动机及其投奔东吴而非曹魏的选择，需结合《三国志》等史料记载，剥离小说演绎成分，从政治、地理和现实逻辑层面进行解读。

一、刺杀动机：张飞的暴虐与刘备伐吴的紧迫性

据《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虽“爱敬君子”，却“不恤小人”，常因小事鞭挞士卒，甚至将受刑者留在身边任职。刘备曾多次告诫：“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始终未改，因为从《三国志》记载张飞死后刘备的简单言语，说明张飞之死有隐含了必然性。这种长期积怨在刘备伐吴前夕达到顶点，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张飞奉命率军自阆中赴江州与刘备会师。大军开拔前的紧张氛围，加剧了张飞对部属的压迫。鞭打范彊、张达的导火索虽未见于正史细节，但二人作为“帐下将”（低级军官），直接遭受刑罚，成为铤而走险的直接诱因。正史未提及“三日造白甲”等演义情节，但强调张飞“临发”遇刺，说明行动发生在军事行动前夕。范、张二人深知违抗军令或未达要求必被处死（刘备提及张飞“复令在左右”的隐患，暗示其事后清算的习惯），刺杀实为绝境求存。

二、投奔东吴而非曹魏的地理与政治逻辑

地理条件决定逃亡路线，一方面顺流投吴很便捷性，阆中位于嘉陵江畔，顺流而下经江州（今重庆）可直抵东吴控制的夷陵（今宜昌）。李白诗“千里江陵一日还”印证了这条水路的速度优势，全程仅需1-2日。另一方面投魏的风险太大，曹魏控制的关中需向北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且易被蜀军追击。二人携张飞首级逃亡，陆路风险极高。

政治利益的权衡，投降东吴具有“投名状”价值，当时孙刘因荆州之战决裂，张飞作为伐吴主帅之一，其首级对东吴具有战略威慑和宣传意义。范、张以此邀功，可能换取庇护，同时荆州的糜芳、士仁降吴也具有示范效应。而投魏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张飞之妻为夏侯渊侄女（夏侯霸堂妹），夏侯氏在曹魏地位显赫。若二人投魏，可能因夏侯家族复仇而遭诛杀。且曹丕对蜀汉降将并无特殊需求（如孟达因拥兵方被接纳），范、张的利用价值较低。正史未记载孙权如何处置范、张，但夷陵之战后孙刘迅速和解（222年），二人未再出现于史料，推测可能被东吴秘密处置或隐匿。这与演义描述的“送回蜀汉凌迟”不同，凸显孙权不愿为小人物破坏政治大局。

三、刺杀背后的政治疑点与历史影响

1. 刺杀成功的深层疑点

张飞身为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掌京师监察），帐下护卫森严。两名低级军官能轻易刺杀并携首级出营，史书未解释其如何突破防线。学者推测或有高层内应（如副将吴班默许），或因张飞醉酒疏于防备，但均无实证。

2. 对蜀汉政局的影响

张飞之死使刘备失去最坚定的伐吴支持者，削弱了西线攻势，间接导致夷陵之败。张飞遇刺后，外戚吴懿、吴班相继掌兵权，部分史观认为蜀中士族或暗中推动刺杀，以阻挠刘备消耗益州资源的伐吴计划。

刺杀动机的本质是范彊、张达在张飞长期暴虐统治下的自保行为，伐吴前夕的高压环境激化了矛盾。而是否有其他因素促成，史书中无记载，只能从但是蜀汉所处环境已经内部各利益集团角逐方面猜测。

投吴不投魏是地理便捷性（顺江而下）与政治现实（首级为投名状、避曹魏复仇风险）的最优解。二人结局成谜，反映三国乱世中小人物的悲剧——即便成功叛逃，仍沦为权力博弈的弃子。